看守所门口的律师|律师在看守所的所见所闻

[律师执业]律师在看守所的所见所闻

看守所，一个羁押涉嫌犯案者的地方，一个多年来身处公众视线之外的地方。高墙之内是怎样的环境？里面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？仅有少数与其有接触的人群能略知一二。频繁奔波于不同的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刑事辩护律师们，便成了看守所的最佳观察者之一。

十多年前在云南工作过的知名律师张培鸿，两年前开始在微博上发文，陆续回忆他见过的看守所，组成了一幅《看守所百态》。其中在云南一些看守所的经历，听起来充满传奇色彩，甚至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十多年来，云南的看守所有着怎样的变化？面对记者，张培鸿曾经的同事、现仍在云南工作的刑辩律师龚列钢做了最好的补充。

“躲猫猫”促使看守所人性化

龚列钢发现，昆明市看守所安了视频系统，被拘押者的家属可以看到亲人的状况了。

看守所与监狱不同，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。未决犯是一群等待法院裁决是否有罪的人。进了监狱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具体刑期，但看守所里的人羁押时间不定，从几天到数年不等；监狱允许在押人员的亲属探视，但看守所则绝对不允许。

刑事辩护律师龚列钢在云南工作多年，2010年赴美国进修。去年回来后，他发现昆明市看守所有了变化——“居然”安装了视频系统，可以让被拘押者的家属通过视频，看到亲人在看守所的状况。他发现，2009年的“躲猫猫事件”对云南看守所系统触动比较大。事发后，云南多数看守所的条件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。可视化系统，便是昆明看守所管理越来越人性化的体现。

不过，各地的看守所不论软件还是硬件，依然存在巨大差别。

十多年前张培鸿在云南工作时，发现边境地带由于毒品案太多，死囚很常见，常常没有特别的管束措施。他在西双版纳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，曾靠在水泥乒乓球台上，依次会见过三名坐在球台旁边石墩上的死囚。

同样是十多年前，张培鸿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县（当时还叫中甸）遇到了他从业以来见过的“管理最宽松的看守所”。他回忆，那是几个青年打死一个小偷的案子。他走到几个正烤火的人面前，说“我是律师，想会见”。便有一个人站起来给他办手续，之后对着其他烤火的人喊了一声，然后又站起一个人来，说：“我就是当事人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张培鸿仍然记得自己当时震惊万分。当事人跟他一起来到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屋里，那就算会见室了。张培鸿问了那青年几个问题，青年人无法回答，兀自站起来走到门口，朝院子里用藏语喊了一声。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，说“有事就问我”。原来这人是那青年人的哥哥、案件的主犯。后来，青年人的哥哥被判了死刑。

龚列钢也曾经在云南的一个偏远县城遇到过相似的情况。但那都是在条件不完善的偏远地方。在昆明这样的大城市，看守所对死囚的管束措施则是严格按照规定。一审死刑，二审在复核期间的拘押人员都要戴脚镣。会见时，看守要把它锁好，之后才能离开。

昆明市看守所的会见室，以前都是用玻璃隔开，声音传递效果很不好，律师与当事人谈话，有时需要隔空对吼。有时候会见的律师多了，声音还会相互干扰，只能先等旁边的律师喊完，自己再喊。

再后来，为了方便说话的效果，看守所便在玻璃上开了小洞。声音效果稍好了一些。省司法厅曾过问这事，要求看守所的隔离设施做些改进。但是，看守所属于公安系统，不属于司法厅管，司法厅只能站在律师的立场，建议将律师会见室内中间的玻璃去掉，要求看守所避免监听、监视。最后落实下来，多数看守所只采纳了“取消玻璃”这一条。

按照国际惯例，监听、监视是不被鼓励的，一般情况下允许看守看得见，但不允许看守听得见。但在我国，没有明文法律条例规定不允许监听、监视。

再到后来，看守所会见室里的玻璃换成了细铁丝网，说话无阻碍了。但是律师隔着铁丝网从外面看里面的人，总感觉人的面部有点变形。有的看守所玻璃未取消的，仍用电话通话。不过，无论是隔着玻璃还是隔着铁丝网，律师做完笔录后都无法将文件递给当事人签字。龚列钢曾尝试让看守帮忙递进去，但总是很麻烦，最后只好免去签字环节。

有的看守所，要在律师进去前对其进行搜身；有的律师使用金属名片，在搜身时都会被搜出来，暂扣代管，那是检查严格的。但也有看守所出现律师给当事人递烟，甚至送汉堡包的情况。

律师与警察，会见待遇大不同

律师的会见室少，警察的提审室多。很多看守所都有这种现象。

在云南，不同的看守所，手续和程序都不一样。《律师法》规定，律师只要拿着委托书、律师会见证、律师执业证就可以直接去看守所办理会见。但是《律师法》管不着看守所，有的看守所会遵照《律师法》的规定办会见手续，有的看守所会直接拒绝律师会见，把律师打发到办案机关去办审批。

昆明有一位律师曾为“会见当事人难”的事提起诉讼，此后昆明市公安局便统一做出调整，不需要律师去办案单位办理手续，只需要去分局的法制科申请，由法制科与办案民警联系。但这样办的程序仍然不算简化。

在云南，有统一规定的只有昆明市，其他地方看守所的会见问题仍然不是统一的。律师去会见当事人前，需要先打听清楚当地看守所要办理会见需要怎样的手续，否则只能白跑一趟。

昆明周边县区的很多看守所不关女嫌疑人。在这些地区犯案的女子很多被送到昆明市看守所。例如有个案子是晋宁在办，但是嫌疑人被关在市里，提审时办案人员便要跑很长的路，律师会见也要来回跑。

警方人员去看守所见犯罪嫌疑人时，按规定必须穿警服，必须两人一起。但在实际中，律师常常见到一个警察见当事人的情况。有时同案犯有四五个人，虽是两个警察一起去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两人常常分开办案，最后还是出现一个警察会见一个当事人的情况。

律师在办案时常常发现，有的笔录很诡异——一个警察在同一时间里给不同的人做笔录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只要律师能指出来，这份笔录就是无效的。但也有“经验丰富”的警察，在笔录上签字时，故意把时间错开。

在很多看守所，都有律师的会见室和公安的提审室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现象。在云南，条件好点儿的看守所，律师的会见室有三到四个，但警察的提审室则有很多。多数时候，律师排着队等着会见当事人，时间拖长了，看守还要提醒律师“能不能快点”，然而此时，警察的提审室却基本是空着的。

2009年的“躲猫猫事件”之后，看守所对新进羁押人员的体检做得很严格，身上有什么伤或病，都要明确记录。刑讯逼供一般很少发生在看守所里，而更可能发生在人被关进看守所之前。若嫌疑人在看守所里遭到刑讯逼供，可以立即向看守报告。因此，为了维护自身声誉，看守所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发生在所内。

看守所里的吃住与劳动

张培鸿经常在一些看守所闻到萝卜汤的味道。他认为，这是因为萝卜易洗、易烹调的原因。

以前的看守所监室，马桶就在睡铺边上，新来的人一般都先睡在马桶旁边。这些年，看守所的卫生设施有所改善。龚列钢有一次见一家看守所正在建设新的监室，发现新监室已经有了相对隔离的卫生间。

龚列钢回忆，有一次，一个看起来挺汉子的当事人，一见到他就开始哭，诉说里面的人如何欺负他，大冬天一进去就让他洗冷水澡，问他要“孝敬钱”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龚发现此人不再畏畏缩缩，而且气色越来越好。“感觉到他在看守所里的地还有一名涉嫌经济案件的当事人，第一次见到龚列钢时，哭着、闹着让律师给他办取保候审。后来，此人凭着自己的医学技能，在看守所给人看病、打针，活动相对自由，许多人讨好他，日子好过了，便未再提取保候审的事。到最后，此人得知自己马上要被释放时，淡定地说：“得赶快把他们孝敬的钱分一分。

说到看守所的伙食，张培鸿经常在一些看守所闻到萝卜汤的味道，尤其是环境逼仄的看守所。他认为，这是因为萝卜易洗、易烹调的原因。“很多看守所都是采用最简化的方式来管理。”

有一些表现好的在押人员，或一些被判了刑，但刑期在1年以下，在看守所服刑的人，就可能被叫去帮厨，帮忙洗菜、择菜，或者将装饭菜的小车推到每层楼去帮忙打饭。

一般来说，嫌犯出庭受审时，是由法院的法警去看守所将人押送到法庭。出了看守所，嫌犯的看管任务便交给法警，由专门的囚车押送。龚列钢说，上海曾经出现过嫌疑人被警方提出来指认现场时谋划出逃的情况。嫌疑人坐在警车后座（非专业囚车），突然用手铐勒住驾驶员脖子，因为快速行驶的警车顿时失控，车祸中，嫌犯和驾驶员都身亡。

遇到长时间庭审未结束的案子，就会出现法庭不管被告人吃饭的情况。这时候需要家属帮他交钱付伙食费。家属若不在庭审现场，通常是律师或法官帮忙付钱。

十年前，张培鸿经历了一次看守所派了一名管教押着当事人来出庭的情况，那是在楚雄市中院。上午庭审结束，法官对管教说：“你把他带回去，吃了饭下午再来。”管教生硬地反问法官：“现在哪里还吃得到饭？”然后出现了破天荒的情况：管教、被告人、家属、律师围坐在一起，点了一大桌菜，饱吃了一顿。

根据20年前修订的《看守所条例》，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，可以安排适当劳动。

早年，张培鸿在昆明市看守所里，见过羁押人员被安排拣辣子，大的归大，小的归小。辣椒很辣，有的人不一会儿就涕泪齐流，严重的还会引发皮肤红肿等过敏反应。龚列钢也见过看守所里的人被安排剥核桃、剥瓜子的。前段时间龚去一个看守所，发现里面的人在加工灯泡。

嫌疑人在看守所里，虽然做的是手工一类的“轻活”，但是因为从早到晚地做，劳动量其实很大。有的人对律师哭诉说，他剥瓜子剥得手都肿了。

龚列钢知道，五六年前中美人权对话，每年都会提到劳改产品问题。2010年龚去美国进修，他翻阅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书籍，发现美方居然有对中国看守所产品的详细介绍。相反，国内民众则很难接触到这些信息。

有的看守所完全没有任何劳动，在押人员每天吃饭、睡觉、学习、放风，闲得很；有的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劳动，有定额、有任务，有奖有罚。这取决于看守所自身的财务状况。

看守所里的人性袒露

“基本上，他们与律师之间不会藏着、掖着。”

2010年，晋宁的一个屠夫犯案，杀死一人，伤一人，引发巨大反响。龚列钢去见他，此人见律师来了，开口便问家里人的状况、孩子怎么样、老婆怎么样。龚发现，此人并非想象中那么凶神恶煞。

龚列钢说，通常情况下，一审判死刑的人会想方设法找出一切对自己有利的线索，希望律师在二审时能帮忙。若二审是死刑判决，龚在拿到当事人的死刑判决书时，会带着安抚的心情，去见当事人一面，告知他这个案子今后的程序会怎么走。刚开始，当事人会流露出埋怨的表情，而律师则会进行详细的解释。待当事人的情绪平静下来后，有的甚至会产生出一种解脱的感觉：之前一直在为这事挣扎，现在终于不用再想了。

相对外省而言，云南的特点就是贩毒案频发、毒贩多。龚发现，许多毒贩其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十恶不赦。许多人因贫穷，被人引诱，为解决生计问题，走入贩毒歧途。龚曾遇到一个当事人，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，她之所以铤而走险贩毒，是为了帮妹妹赚学费。

有一次，在昆明某看守所，张培鸿会见一个卷入伤害案的小伙子。张对此人说了一条自己的口头禅：“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，出了事胆子不要小。”没想到，这话被小伙子记在了心里，他出来后发奋图强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，现在在昆明做律师。他的那起伤害案，张培鸿和龚列钢都曾前后分别接手；后来，张、龚二人都成了他的朋友。

绥江县看守所，位于云南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边。张培鸿曾在那里办理过一个16岁少年的杀人案。案子二审被发回重审后，张培鸿去见他，发现少年比以前瘦了，而且面色苍白。一问，原来少年在天台上劳动时，看见那个冤枉他坐牢的办案警察，于是将一盆脏水泼了下去……少年因此被关禁闭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进看守所，意味着换一种角度看身边的人。

曾经有一个女子的丈夫犯了事，她请张培鸿为丈夫辩护。后来男的被关了两年，被放出来的时候，两人已经离婚了。但男的情绪很平静。他告诉张培鸿：“在我们这些里面的人看来，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不奇怪的，一切随缘。在这种心态之下，更容易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，谁只是泛泛之交。”

张培鸿认为，人与人交往，常常都戴着面具，看守所是一个人容易袒露本性的地方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们会觉得只有律师还能相处。“基本上，他们与律师之间不会藏着、掖着，律师与当事人建立的关系，可能比外面普通交往建立的关系还好。”

看守所里的“特殊人群”

昆明一名派出所所长涉嫌受贿，被关押在安宁看守所，晚上遭到同监的人暴打，险些送命。

看守所里的人，有的是“稀里糊涂犯事”的小混混，有的则很清楚自己犯了什么事。看守所常常会迎来一些特殊的人群，例如官员、警察，或法律界的人士。这些人进去后，面临的状况难以预料。

原河南省平舆县法院院长刘德山对媒体说过：“进了看守所后，很多人听说法官也进来了，都带着委屈来咨询。一家三兄弟因为上访，被按敲诈勒索罪抓了，老大判7年，老二、老三各判3年。”在刘看来，这案子明显过分，但他感叹自己同样身处绝境，无力帮忙。

在看守所里，曾是官员和律师的人，心态上会显得更不一样，表现为情绪上的强烈反差。

据张培鸿以前在昆明办案时的经验，他发现，看守所里最受歧视的是警察。昆明的一名派出所所长涉嫌受贿，被关押在安宁看守所。一开始保密措施做得不错，同监室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泄露了，结果有一天晚上此人睡得正酣，突然遭到一顿暴打，险些送命。张培鸿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换了看守所。跟他一个监室的人，谁都不承认动过手，结果全被关了禁闭。

2000年，轰动昆明的杜培武冤案案发。因涉嫌刑讯逼供杜培武，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名负责人被逮捕，张培鸿为他辩护。当时此人没关在昆明，而是关在属于楚雄管辖的易门县看守所。一到那里，此人就碰到一个“老伙计”——他亲自训练过的一只警犬。从此他未受到任何骚扰，直到最终被判缓刑释放。

但凡事也有特殊情况。龚曾经办过一个警察涉案的例子，那个警察也被异地关押，但虽然同监室人都知道他曾是警察，他也没有受到任何歧视。“现在随着分类管理的推行，贪官受到额外歧视，甚至伤害的情况已不多见了。

关于审前羁押和国家赔偿

“过多的审前羁押，会对案件的审判产生影响”

这些年，龚列钢明显感觉到看守所关押的人多了。在他看来，很多人其实不需要关。“有许多非暴力性的犯罪，例如公司里一般的财务性犯罪、非长期性的小偷小摸等，国际上的处理方式是交保。在我们这里，则是把所有该关的和不该关的都关起来了。

龚列刚说，从总体司法格局来看，中国的审前羁押很严重。“国际上这块的数量则小得多。像美国这样的地方，看守所关的人很少，主要是因为他们遵循无罪推定原则，防止关错，一旦关错，国家就要赔偿。在我们这里，有时发现有人被关错了，为避免国家赔偿，公安就会将错就错。例如有的人明明不需要判刑，但已经被关了好些时间，最后就判个刑。一般不会出现关押时间超过判刑时间的情况。因为这对法院来说是可控的。

2011年，龚的一名当事人因为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，进了看守所。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免量刑，判处罚金便可。但是此人已经在看守所关了五个多月，最后被判了半年。“过多的审前羁押，会对案件的审判产生影响。”龚列刚感叹。

申请国家赔偿，对普通人来说非常困难。龚在他的律师生涯中，遇到过一个要求国家赔偿的案例，当事人是宣威人，检方经过了反复的退侦和起诉，最后都定不了案，只好做了不起诉的决定。当事人被关了一年半出来后，拿着不起诉决定去申请国家赔偿。最后仅拿到2万多元钱。

不起诉有好几种类型，一是存疑不诉，二是绝对不诉，三是相对不诉。这三种里面，前两种情况下被关错，都需要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为了防止当事人被关错后跟公安较真，在最终的不起诉决定书里，公安会引用相对不诉的条文。申请国家赔偿，需要非常有经验的刑事律师帮忙。

龚列刚说，多数当事人的法律知识薄弱，不了解这三种情况的区别，尤其是被关了一段时间后，身心俱疲，即使被关错了，也懒得去较真。他曾经有一位当事人，就是“存疑不诉”的案子被搞成了“相对不诉”，他原本起草了要求赔偿的材料，但检察院给他做工作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每当家属询问律师“当事人在看守所可能会关多久”的时候，律师都很难回答。原则上根据规定，律师能推算关押的时间。但是在现实中，退侦的因素、案子移送的时间等，常常发生各种有理由的延长。因此羁押时间常常是律师最难回答的问题。

看守所是司法现状的镜子

看守所在细节的管理上不断在进步，但是，大的改革仍然不明显。

普通人对看守所里关押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有着邪恶的想象。但在经常和“里面的人”打交道的律师看来，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“这主要是因为不了解，没有接触过，自然无法用平常的心态去观察。”张培鸿说。

看守所是个小社会，有冤枉的，也有罪有应得的。这与外面的世界其实差不多。”张培鸿不会把自己的当事人看成是坏人，也不会将律师的工作看成是“为坏人辩护”，“他可能真的有罪，但仅仅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、某一特定的地点做了某件特定的错事。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定是错的，他对他的家人、孩子还是有爱的。

在龚列钢看来，看守所是中国司法现状的一面镜子。“看守所条件好了，就表明我们国家的刑事司法在朝前走。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。看守所就是这个国家人权状况的那块短板。这是打多少国家形象广告都换不来的。

《看守所管理条例》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，近三十年来没有改动过。张培鸿指出，条例里面的规定有很多已与时代不相符，例如《看守所条例》里直接将在押人员叫“犯人”，但这是不准确的，在法院未判之前，不能把他们称为犯人。另外，公安机关管着看守所，但是公安机关自己又是侦查机关，基本属于不受监督的“自己管自己”。因种种体制弊病，对看守所的改革一直为法学界所呼吁。

如这些基层的律师们所见，看守所在细节的管理上不断在进步，但是，大的改革仍然不明显。

本主题由 王春渊（某魔） 于 2012-10-6 13:37:19 提升

看守所门口的律师|律师在看守所的所见所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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